日前，武汉十五中被曝要求家长到校轮值延时晚自习，且必须是学生父母（祖辈不可代替），时间是晚上19:40-21:00，期间不得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，并记录学生不守纪律等状况，连上厕所也要记录在册。

　　此事引发争议后，校方解释说这是“家校合作方式”，由家长自愿参与，帮老师分担工作，因为老师们全天工作长达14小时（早7点至晚9点），第二天还要上班，家长们只是“帮忙值守”，晚自习也非强制。

　　然而，这正是许多人不满的地方：老师们满负荷工作，那家长们难道就闲着了？不少家长同样忙了一天，又有谁为他们分担？晚自习值守难道不是学校老师的事吗？

　　网传的家长值班安排表

　　家长看晚自习，好事还是坏事？

　　这样的争议，其实早已不是头一回了。

　　2024年11月，洛阳市第三高中被指强制要求家长到校看晚自习，引发家长不满：家长工作一天下来也累得很，还要被分派这样的任务，有家长质问：“学校是没有老师吗？”

　　网传的洛阳三高家长投诉、及其他家长的回应

　　当地教育局核查后回应称：洛阳三高提倡“家校共育”并开放校园，家长可根据自身情况自愿参与学校管理，但不存在强制。按校方的说法，这一倡导已实行多年，家长来是为了“看看孩子学习情况，和老师交流孩子在校情况”，晚自习有值班老师看着，“效果不错，家长和学生反馈都比较良好”。

　　确实有人觉得这是好事，当时网上甚至有家长表态：“我们都是巴不得去看孩子的晚自习状态，倒你成抗议了。”一位衡水中学的家长认为，“这分明是有利于学生的学业进步啊”，是求之不得的事，进而斥责这是家长未能尽责：“这样的懒惰家长，几乎在每个学校都存在。也许是他们谋生艰辛，忙着养家糊口；……也许是他们更擅长体力劳动，提起来管孩子就觉得头疼。更深刻的原因是，他们对家庭教育的认识比较浅薄。”

　　这种说法透露着优越感。然而，一些家长之所以对此不满，并非懒惰或认知低下，而是质疑这种做法混淆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边界：学校怎么管理那都是校内的事，外部最多只能参与协调，但要求家长来干本应属于老师做的事，那不管是什么出发点，都越界了。

　　当然，每有这样的争议，学校都声称那全凭家长自愿，但问题恰恰在于：“自愿”和“强制”的边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十分模糊。这些年来的“家校合作”，理论上来说都是“自愿”的，名义上从不强制，但在现实中，所谓的“志愿者”很容易就演变成校方摊派给家长的任务，而你还不能公开抱怨自己是被强制的。那条边界在哪里，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可循，只能取决于双方的博弈。

　　前两年我在西安访谈时，就曾听一位家长说，她参与了孩子中学六年的“家校合作”：初中是白天坐在教室后排听课，高中则是去晚自习值守。本来说的是家长之间轮流的，但因为别人后来都请假或种种原因不来，到最后就成了她一个人长期驻守，因为她喜欢那种氛围，喜欢看孩子们的日常，“觉得无忧虑只在学校上课真的很幸福”。

　　原则上，这都是“自愿”的，但“家长们都不太愿意，孩子们也不愿意”——家长们是因为要花工夫，而孩子们则觉得尴尬，她女儿是很难得愿意的，结果初中班主任居然还问她女儿：“难道你不觉得丢脸？”因为差生才让家长来，起初确实只叫差生家长在教室后面盯着，相当于是老师说“我管不好你家孩子，你自己管吧”。

　　这就是“家校合作”的现实：“自愿”背后隐含着半强制色彩，争议也由此而来。但到底为什么要有“家校合作”？我们又是怎么陷入这个困境的？

　　家校合作，合作什么？

　　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，“家校合作”，本来出发点是好的。

　　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这个概念“家校合作”（school-family partnerships）原本是个舶来品，最有影响的理论框架来自美国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博士乔伊斯·爱普斯坦（Joyce L. Epstein）1980年代末提出的“交叠影响域理论”，认为儿童教育并不只取决于教师，学校、家庭、社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了相互叠加的影响。

　　这一概念引入中国也就二十多年时间。本世纪初，教育部提出要建立“现代学校制度”，并将“社会参与”与“三教结合”（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）作为核心特征。2024年，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《家校社协同育人“教联体”工作方案》，要求到2027年所有县全面建立“教联体”，形成“政府统筹、部门协作、学校主导、家庭尽责、社会参与”的协同育人机制。

　　就像很多事物一样，“家校合作”一旦引入中国，在实践中就逐渐“中国化”了。中国缺乏像美国那样强大的自治传统，家委会和社区在与学校协作时很难作为平等、独立的责任主体，反倒不知不觉就成了“帮学校做事”，“志愿服务”变成摊派活儿，而“参与学校决策”更是无从谈起，“自愿”往往沦为形式化的“被自愿”。

　　这次爆出争议的武汉十五中正体现出这种“中国式家校合作”的种种问题：名义上是自愿的，但从学校的要求来看，却完全是在分派任务，而让家长做这些的目的还不是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，竟然只是“帮老师分担工作”。

　　两年前，武汉十五中副校长陈忠在接受本地媒体极目新闻采访时曾表示，“让每一名学生健康成长，让每一个家庭充满希望”是该校办学的追求。不过，虽然该校连续三年荣获“武昌区高考质量立功单位”称号，但每年纯文理过线140人左右、一本升学率近50%的表现，明眼人都能看出，这在武汉不算是一流中学的水平，校方的压力可想而知。

　　武汉十五中虽然是武汉34所省级示范高中之一，却不在坊间所谓的“九大名高”之列。有了解武汉中学教育内情的人士透露，其实那“九大名高”对晚自习之类反而抓得没那么紧。

　　在现行教育体制下，高考录取率远不止是学生自己的事，还关乎学校声誉乃至教师晋升和奖金，而在常规教学之外，要提升成绩，最现成的方式就是厉行纪律，迫使学生强化学习投入。然而，要一直盯紧学生，老师的精力又有限，让家长来“协助”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　　走到这一步，“家校合作”已经被异化了：本来是家庭、社区、学校三方在彼此平等的基础上合作，共同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，但在我们国内，却异化成完全由校方来主导、分派任务，而终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学生，倒不如说是为了学校本身，因为如果学生成绩不行，那么学校和教师的利益都会受影响。在武汉就有这样的学校，为了留住优质生源，各科老师轮番上阵劝说好学生升入本校高中部，而别考入那些比本校排名更靠前的名校。

　　那为什么有的家长还“巴不得去看孩子晚自习”呢？原因很简单：“把孩子成绩搞上去”是家校双方的共同目标。然而，这些家长默认的前提是“如果能帮老师盯紧点，更有利于孩子成长”，但事实果真如此吗？

　　过度介入的家长

　　在国内的“家校合作”中，常常见到校方强势主导、家长被动配合；但也有的时候，反倒是家长这边唯恐校方管得还不够严格，恨不得能帮学校管起来。

　　一贯以“内卷”闻名全国的衡水中学，近年来也开始调整作息。2025年，包括衡水中学在内的衡水部分高中，开始在高一、高二年级实行周末双休，允许学生自主选择回家或留校。然而，早在这一制度推行之前，双休的消息就已经让一些家长感到焦虑和恐慌。不少学生家长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，而是恐慌——他们担心孩子的周末没人管学习，将来会考不过别人，有家长在群里声嘶力竭抗议：“孩子歇了，竞争对手可没歇啊！”家长们都唯恐孩子休息在家就“松懈”下来，于是才有了那个网上流传的名言：“让高中生双休，完全是胡搞。”

　　如果说把老师的任务派给家长是一个极端，那么像这样家长试图干预学校管理就倒向了另一个极端，竟然试图阻止学校正常放假，两者都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边界模糊，导致不应有的越界。

　　本来，在“家校合作”中，家庭应该扮演的是协助的角色，即便自愿参与晚自习值守，至少官方的说法也主要是后勤支持和精神陪伴，而非参与课堂管理，但对一些过度介入的家长来说，学校管理也必须合乎他们的心意，恨不能榨干孩子的每一分钟，让孩子全身心扑在学习上才好。有位家长说得再直白不过：“双休了，年级前10%的孩子在家自主学得更狠，普通孩子却在刷手机。差距只会越来越大。”

　　如此狂热，着实恐怖。事实上，近些年来学生抑郁厌学的比率之所以攀升，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丧失了心理缓冲空间：以前哪怕上学很累，至少回家来也能喘口气，但在“家校合作”之后，家长和学校联手施压，当发现连父母都不站在自己这一边，而是跟老师一起监管时，孩子们便无处遁逃，而越是敏感的孩子，越是加倍苦不堪言。

　　然而，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是：有时反倒“管得越紧越差”。当一个学校过分将精力都放在如何监督学生上面时，往往要么激起抵触情绪，要么让人陷入消沉，越发觉得学习毫无乐趣。

　　老师和家长越是不信任孩子，觉得他们自律能力差，就越是打击他们的自主性和积极性，到最后连正常的学习都要依靠他律。最终，这并不是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，只是通过把孩子们管起来，缓解了这些控制欲极强的家长们自身的焦虑。

　　我高中的时候在校住读，每晚夜自习是我们最心静的时光，没有老师值守，当然更没有家长，全靠我们自觉。在那些夜晚，我们可以沉浸在真正的“自习”中，专注于自己解决问题，课间铃声一响，也能同学间自由交流，非常愉快。这种氛围当时都吸引了不少走读生，他们觉得在家里静不下心来，主动到教室来自习。如果有个老师或家长在，那气氛就不一样了，仿佛你是迫于外部压力才学习的，这还叫“自习”吗？

　　“家校合作”本意是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，但它有个基本点，就是以学生为主体，而在我们这里，学生反倒变成了被严格管理的客体。这看似在短期内把成绩抓上去了，但实际上后患无穷：这种过度施加的他律，必然使学生成长中不知不觉更依靠他律而难以发展出自律，其结果之一，就是我们所看到的“幼态持续”——很多人上了大学，仍然像在读中学，不能像一个自立自治的成年人一样自主学习。

　　把多一点时间还给孩子，那是他们自己的人生。